矽谷的墮落:從革命者到逐利忘義
我在YouTube工作的那個年代,爆款視頻還只是婚禮舞蹈和七歲小孩牙科麻醉後產生幻覺的片段,某天我收到消息,公司斬獲了皮博迪獎——這一獎項旨在表彰電子媒體領域最具影響力的敘事成就。評審委員會稱讚YouTube是「兼具檔案庫與公告欄功能、既體現又推動民主的平台」。我沒有把獎盃和其他獎項一起擺在大廳,而是放在了自己的辦公桌上。兩年後我離職時,完全不知道它最終流落何方。
很難將2000年代末那個理想主義的YouTube與2024年9月的YouTube聯繫起來——後者為了結特朗普毫無依據的訴訟支付了2450萬美元,該訴訟源於1月6日事件後對特朗普賬號的封禁。
曾幾何時,科技巨頭也為正義而戰。2007年,谷歌迫使聯邦通信委員會對美國最寶貴的無線電波段實施開放性條件,為我們如今習以為常的移動生態系統鋪平了道路。Twitter為公開政府機構索取用戶數據的頻率而發起訴訟。2016年,蘋果拒絕了協助聯邦調查局解鎖iPhone的命令,即便面臨政府壓力也堅決捍衛用戶隱私。這些行動發生在不同黨派總統執政期間,卻有著共同的目標——將用戶需求置於當權者利益之上。
用風險投資家裡德·霍夫曼的話來說,2010年代初的矽谷是一種心態,而不是一個地理位置。當時的矽谷領軍者視自己為革命者:為普通人抗爭、抵制根深蒂固的權威,同時創造推動社會進步的技術。他們的產品也與這種姿態相符——擺脫運營商束縛的手機、不依賴汽油的汽車,以及讓任何人都能創業的便攜信用卡讀卡器。
15年後,昔日的革命者不再猛攻城門,而是躲在城堡里擦拭著他們的銀器。
Meta的表現最為惡劣。特朗普重返白宮前,它就火速宣布拆除事實核查系統,隨後以「主流話語」為名放寬仇恨言論規則。到1月底,Meta與特朗普達成協議,同意支付2500萬美元了結他因1月6日事件後Facebook和Instagram賬號被封而提起的訴訟。而此時特朗普重返白宮還不到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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