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的堕落:从革命者到逐利忘义
我在YouTube工作的那个年代,爆款视频还只是婚礼舞蹈和七岁小孩牙科麻醉后产生幻觉的片段,某天我收到消息,公司斩获了皮博迪奖——这一奖项旨在表彰电子媒体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叙事成就。评审委员会称赞YouTube是“兼具档案库与公告栏功能、既体现又推动民主的平台”。我没有把奖杯和其他奖项一起摆在大厅,而是放在了自己的办公桌上。两年后我离职时,完全不知道它最终流落何方。
很难将2000年代末那个理想主义的YouTube与2024年9月的YouTube联系起来——后者为了结特朗普毫无依据的诉讼支付了2450万美元,该诉讼源于1月6日事件后对特朗普账号的封禁。
曾几何时,科技巨头也为正义而战。2007年,谷歌迫使联邦通信委员会对美国最宝贵的无线电波段实施开放性条件,为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移动生态系统铺平了道路。Twitter为公开政府机构索取用户数据的频率而发起诉讼。2016年,苹果拒绝了协助联邦调查局解锁iPhone的命令,即便面临政府压力也坚决捍卫用户隐私。这些行动发生在不同党派总统执政期间,却有着共同的目标——将用户需求置于当权者利益之上。
用风险投资家里德·霍夫曼的话来说,2010年代初的硅谷是一种心态,而不是一个地理位置。当时的硅谷领军者视自己为革命者:为普通人抗争、抵制根深蒂固的权威,同时创造推动社会进步的技术。他们的产品也与这种姿态相符——摆脱运营商束缚的手机、不依赖汽油的汽车,以及让任何人都能创业的便携信用卡读卡器。
15年后,昔日的革命者不再猛攻城门,而是躲在城堡里擦拭着他们的银器。
Meta的表现最为恶劣。特朗普重返白宫前,它就火速宣布拆除事实核查系统,随后以“主流话语”为名放宽仇恨言论规则。到1月底,Meta与特朗普达成协议,同意支付2500万美元了结他因1月6日事件后Facebook和Instagram账号被封而提起的诉讼。而此时特朗普重返白宫还不到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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