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過去十年，「右翼崛起」還常被描述為一種選舉周期中的情緒波動、文化反彈或民粹插曲，那麼進入 2025
年，這種解釋已經明顯不夠用了。我們正在目睹的，不只是右翼政黨在更多國家贏得選舉，或激進言辭在公共空間中的擴散，而是一種更深層的轉變：右翼政治正在從「反對力量」走向「治理邏輯」，從動員敘事走向制度化實踐。
在多個地區，右翼不再滿足於作為既有體制內的「糾偏者」或「破壞者」，而是通過行政命令、預算凍結、機構重組、安全話語與緊急狀態敘事，開始系統性地重塑國家機器本身；將原本依賴程序、制衡與技術官僚中立性的治理結構，重新錨定在敵我區分、忠誠排序與高度集權的權力邏輯之上，
「非常時代」的敘事則為非常手段提供了持續正當性。
2025 年的右翼政治因此呈現出幾個耐人尋味的共同特徵：
它往往以「效率」「秩序」「安全」為名，主動削弱現有的政治制度，將失序視為證明「舊制度失敗」的證據；
它傾向於將社會問題解釋為道德問題與身份問題，從而為排他性的政策提供情感動員；
它通過犧牲、受害與神聖化敘事，維繫政治忠誠。
正因如此，單純以「保守—進步」，「左—右」的傳統光譜來理解當下局勢，越來越容易失真。「右翼」在今天更像是一種政治聯盟的構造方式：圍繞共同體邊界展開動員，通過秩序與安全為權力集中辯護，在全球化與戰爭壓力下強調主權回收與風險壓縮。在這一過程中，尊重程序、重視制衡的傳統保守主義右翼，正在被更激進、更願意以敵我政治維繫統治的力量所取代。
與此同時，這種轉變並非孤立發生。自俄烏戰爭爆發、巴以衝突長期化以來，戰爭不再只是遙遠的地緣政治事件，而是以能源、糧食、難民、安全與軍備的形式，持續侵入各國的國內政治。在這樣的世界裡，右翼的世界觀不再只是意識形態立場，而被包裝成一種「清醒」「務實」「生存導向」的選擇。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本文將從 2025
年各主要地區右翼政治的具體動向入手，考察它們如何在不同制度與歷史語境中走向行政化、聯盟化與神話化；並進一步追問：當我們在談論「右翼」的時候，我們究竟在談論什麼？是價值立場的轉向，還是治理模式的重組？是短期政治動員，還是一個在不穩定世界中不斷自我強化的時代結構？——或許，理解這一點，或許比判斷右翼「是否崛起」本身，更為緊迫。
一、2025年各地區右翼政治的主要動向盤點
2025年美國右翼一個顯著的特徵，便是「文化戰」從競選口號被推進到行政命令、機構重組與政策執行層。這其中最明顯的案例便是特朗普政府在上任初期，即以行政命令方式對政府體系中的DEI項目進行清理與限制。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曾由馬斯克主導的，以「重塑國家機器」之名所發動的政府效率部改革（DOGE）。
這場以「效率」之名發動的行政清洗，其實質是對聯邦行政國家的根本挑戰，試圖通過切斷預算與凍結合約等行政性手段，瓦解聯邦治理架構，通過削弱公共部門和社會保障體系來鞏固特朗普的權威：政府功能的癱瘓與混亂並非管理失誤，而是進一步論證了他「政府越大越無能，政府本身就是問題」的論點。
為了繼續論證這一觀點，特朗普用【爭奪美聯儲、放任政府停擺】的手段直接打破了技術官僚體系的中立表象，其核心團隊採取的預算凍結、機構撤併與等行政手段，嚴重挑戰了政府治理對效率、穩定、風險可控的技術性追求（參考筆者前期文章「誰聽話我就用誰」：從罷免庫克，看懂特朗普為何必須拿下美聯儲，從預算僵局到治理武器：美國政府停擺的政治化轉型，從預算僵局到治理武器：美國政府停擺的政治化轉型（下篇））。這也對拉丁美洲的右翼政治，尤其是以休克療法聞名的阿根廷米萊政府，產生了深遠影響。
但是，特朗普的MAGA帝國並非鐵板一塊。其主要構成——「右翼軍工複合體聯盟」，是一個由軍工、科技、能源、極右翼民粹主義者和國家安全官僚組成的複雜生態。這一聯盟表面上團結，實則內部存在深刻矛盾。今年7月份，馬斯克與特朗普的決裂，以及其成立「美國黨」（The
American
Party）的投機性行為，正好揭示了這個聯盟的結構性脆弱與分裂風險（參考筆者之前的文章裂解的右翼聯盟：從MAGA到「美國黨」的權力重構）。
2025年3月14日，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前往佛羅里達州南部、位於馬阿拉歌（Mar-a-Lago）的住所途中離開白宮前，與埃隆·馬斯克（右）交談。（資料照片：法新社／Roberto
Schmidt）
在這樣民主制度被挑戰的背景下，政治所基於的程序性共識也被打破，因此，犧牲、受害與烈士化成為了維繫MAGA運動神聖性與延續性的敘事。2024年7月，特朗普險些遇刺；2025年9月10日，著名美國保守派政治網紅、31歲的查理·柯克在演講時被刺殺後，又被保守勢力奉為犧牲的聖人（參考筆者之前的文章從制度之爭到暗殺：特朗普的舞弊敘事如何重塑美國政治）。
無獨有偶，在「移民/難民」、「多元化議題」、「跨性別議題」、
「犯罪與社會失序」等主題，在美國被行政化後，成為歐洲諸國更容易引用的「成功模板」。歐盟成員國通過遊說集團與國家政府參與，把這些議題轉成與歐盟進行政策談判籌碼。自2024歐洲議會選舉後，極右力量在歐洲理事會、歐盟理事會與歐洲議會層面的影響都在上升，並且在歐洲議會形成組織化（參考筆者之前的文章十字路口的德意志：保守派回歸與極右翼崛起，德美歐將走向何方？）。
在已經脫歐，但又和美國有著相比於歐盟更為密切關係的英國，右翼空間被英國改革黨（Reform
UK）重新切割。甚至，「誰代表右翼」都變成了一個極具爭議性的問題。多家媒體與民調顯示，英國改革黨（Reform
UK）在民意與組織動員上的優勢持續上升，並對右派保守黨，乃至左派工黨構成來自右側的全面擠壓。以移民議題為例，英國改革黨正在掏空保守黨右派的議題領地（英國移民庇護制度與永居制度全面收緊：在新全球時代，華人該如何重新理解「移民」與「流動性」？），相較於保守黨更開放、更同情難民、更重視人道原則形象的工黨，在
2025 年11月出台《移民白皮書》，選擇在移民問題上走向強硬反轉。
在美國與西歐激起大量民粹憤怒的移民議題，在其他國家並不是主要關切。這意味著這裡的右翼領導人必須訴諸其他焦點來積累大眾支持。
例如，在日本，高市早苗被視為日本政壇中立場鮮明的右翼（保守強硬派）人物之一。她長期主張強化國家安全政策、提升自衛隊地位，並在歷史與價值觀問題上持較為強硬的民族主義立場。高市的上台是日本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內部保守路線延續的結果。在少子老齡化、地區安全壓力上升以及對中國、朝鮮政策趨於強硬的背景下，右翼政治人物更容易獲得部分選民與黨內勢力的支持。這種趨勢可能推動日本在防務預算、軍事正常化以及對外戰略上採取更積極的姿態。
在對外關係層面，日本政治走向與美國存在潛在且深刻的關聯。美國一直是日本最重要的安全盟友，美日同盟構成日本國家安全的核心框架。高市早苗一貫強調強化美日同盟、在印太戰略中與美國保持高度協同，這與美國在亞太地區制衡其他大國影響力的戰略目標高度契合。
特朗普總統周二在日本橫須賀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同登上「喬治·華盛頓」號航空母艦，向美軍部隊發表演講。 Haiyun
Jiang/紐約時報
類似地，以色列右翼的核心不是「稅率高低」，而是「國家—宗教—領土」的概念一體化。在以色列語境下，「右翼」常常與國家安全、宗教-民族神聖、領土-定居點政策深度綁定。
在其他經濟欠發達的全球南方國家，右翼政治則更以與民粹政治深度捆綁的形象出現。這一綁定主要體現在政治制度與選民之間的脫節。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之一便是政客與選民在教育程度與收入水平上的差距，以及嚴重的系統性腐敗。
例如，菲律賓在全球腐敗感知調查中也長期排名靠後。該國擁有亞洲最高的所得稅稅率之一，但社會服務與醫療體系卻差強人意。在不受歡迎的政治精英背景下，民粹主義者往往通過在言辭上把自己塑造成「體制外的局外人」而獲得權力通道，幫助他們建立起「非正統改革者」的形象：聲稱能夠推翻腐敗的寡頭政治，為公眾的願望發聲。
2025年7月22日（周二），在華盛頓白宮，特朗普總統迎接到訪的菲律賓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二世。美聯社照片／Alex
Brandon
在印度語境下，「右翼」往往與印度教民族主義（Hindutva）、國家安全、邊界與反恐綁定。隨著印度裔移民在英美加等國的影響力擴大，以及印度教中心主義政治運動對於印度裔移民潮的倒逼作用，也讓這一議題在西方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關注。
圖註：圖中，從左到右為1. 現任土耳其共和國總統兼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主席埃爾多安，2. 印度總理莫迪，3.
特朗普，4.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現任阿根廷總統米萊，5.
義大利部長會議主席（政府總理）梅洛尼（被廣泛視為當代歐洲最具代表性的女性右翼民族主義領導人）。
結合左翼與右翼政治光譜的四個維度對比（見下圖），美國右翼常以文化戰、宗教保守、反DEI/反「覺醒」、強邊境與行政國家重塑來標識，歐洲右翼則更常圍繞移民/庇護、歐盟主權、民族認同與安全國家，經濟上可能混合保護主義與福利排他（「給本國人福利」）。
在以上案例中，經濟未必是民粹主義的第一解釋變數。很多人把「右翼=經濟右」，但在2025的現實里，跨國聯動最強的往往是國家主權敘事，文化敘事和體制敘事，經濟方面反而更分裂：比如阿根廷米萊式的市場激進主義和歐洲一些右翼的福利沙文主義（強調保障本國人的福利待遇，作為反移民的論據）便有較大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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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右翼政治的「彌散氣象」：跨國聯動背後的產業鏈
上文這些看似分散、各具本土色彩的右翼政治實踐，為什麼會在相近時間內，呈現出高度相似的風格？強調主權、反全球主義的右翼政治，為何在實踐中展現出高度的跨國同步性？
首先，這是因為右翼政治嵌入在一套跨國流動、彼此勾連的「政治—經濟—輿論」的產業鏈之內。在
2025
年的語境下，右翼政治已很難被理解為單一的意識形態選擇，它更像是一種圍繞風險、衝突與不穩定性展開的政治回應。風險本身，就是產業鏈得以運轉的燃料。
這一產業鏈包含了以下幾個核心要素。
第一便是能源產業：戰爭、制裁與地緣緊張使能源安全成為國家政治的核心議題。無論是化石能源復興、反對將氣候變化視為迫切的全球公共議題，還是將「能源獨立」與國家主權綁定，右翼往往天然與能源資本形成利益共同體。
第二便是軍工與安全產業：持續的戰爭預期、邊境緊張與內部治安敘事，使軍費擴張、武器採購、邊境科技與監控系統獲得長期正當性。右翼治理並不急於結束衝突，反而將「永久威脅」轉化為可持續的政治與經濟需求。
第三，便是右翼媒體與平台的輿論機器：從傳統保守媒體、YouTube
政論頻道，到去中心化社交平台、播客與「反主流」信息網路，這些媒體平台通過點擊率、訂閱制、情緒動員實現盈利。
第四，便是跨國科技資本：以「反官僚」「反建制」「反深層政府」為名，科技資本與右翼政治在削弱監管、重塑國家能力邊界上形成策略性聯盟。
最後，便是數據分析公司、保守派智庫與遊說集團的聯動，構成了一張橫跨美洲、歐洲、亞洲的非正式合作網路，使右翼政治在不同制度中獲得專業的「技術支持」，深入了解各國的行政命令、預算凍結、緊急狀態、對獨立機構的政治化重組的治理「工具箱」。例如，為美國未來右翼政府提供現成的行政重組藍圖的「2025項目」致力於削弱獨立機構，用行政權力重塑公務員體系，在「合法」框架內擴大總統權力。其背後的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被英國、東歐、拉美保守派智庫引用，服務於本國特定黨派和利益集團的立法與政治競選。
因此，與其說我們看到的是一場全球右翼浪潮，不如說是一種「去中心化、模塊化、可移植的治理邏輯」，正在不同國家被反覆調用。
插圖繪製: Jacqui VanLiew; Getty Images（蓋蒂圖片社）
並且，右翼政治之所以能夠長期維持，並不只因為它動員了「憤怒的民眾」，而在於它同時滿足了兩種看似矛盾、實則互補的需求。
對精英而言，右翼提供了一種在不穩定世界中壓縮不確定性、集中決策權、規避制度約束的治理方案。緊急狀態、國家安全與效率敘事，使非常規手段看起來合理，甚至必要。
對民眾而言，右翼並不承諾更好的未來，而是提供「『誰造成當下危機』，『誰是自己人，誰可以被犧牲』」的敘事框架。相比抽象的制度討論，這種清晰的敵我敘事更具情感動員力。
正是在這兩條軌道的交織中，右翼政治形成了一種持續瀰漫的緊張狀態。當代右翼並不總是依賴單一政客、單一意識形態或單一敵人，它更像一種環境本身的變化：制度被慢慢抽空，而非一次性摧毀；「例外狀態」被常態化。由此，在一個長期不穩定的世界中，右翼政治將恐懼變成秩序，將不確定性變成統治資源，成為了被不斷生成、再合理化的一種統治邏輯。
三、「當我們在談論右翼的時候，我們在談論什麼？」
我們應把「右翼」當成一種政治聯盟的構造方式，而不僅是一種「極端的意識形態」。在2025語境里，用「右翼共同體」來組織政治（誰屬於人民、誰是外來者/背叛者），並傾向用『秩序/安全/傳統』來為國家權力集中化提供正當性，同時在全球化壓力下強調主權與控制權的回收，這些都符合我們對於「右翼」的定義。
戰爭的回歸，使得邊界、主權、忠誠與力量這些曾被視為過時的辭彙重新獲得重量，也讓右翼的世界觀看起來不再只是意識形態選擇，而像是一套面對不確定世界的「生存選擇」，而「國家緊急狀態」下的權力集中和非常手段，則被包裝為對「非常時代」的理性回應。
過去幾年裡，全球右翼的時代精神被一個由戰爭渲染的世界洗禮，煥發出畸形的生機。自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以來，大規模國家間戰爭不再只是遙遠的地緣政治背景，而是以能源價格、糧食供應、難民流動和軍備擴張的形式，持續侵入各國的日常政治；2023年開始白熱化並陷入僵持的巴以戰爭，讓永久衝突的可能成為一種不得不被重新接受的現實。在這樣的背景下，戰爭不再是例外，而成為一種可感知、可預期、甚至需要提前為之做準備的常態。
正是在這種氛圍中，右翼政治獲得了新的現實感：相比於之前全球化敘事與左翼力量描繪的不斷進步的未來，右翼則關注如何在一個更危險、資源更稀缺、更不穩定的世界中，守住邊界、壓縮風險和保護「自己人」。焦慮被當作清醒的判斷；提防被重塑為政治美德；緊縮不只是財政策略，而是一種關於誰值得被保護、誰可以被犧牲的道德排序。
回顧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經濟崩潰、革命陰影與民族生存焦慮催生了一種以敵我劃分為核心的政治形態；而在冷戰時期，核毀滅的可能性、意識形態滲透的恐懼，使高度緊張、彼此懷疑與預先防禦成為社會常態。
冷戰想像圖，來自插畫師Andrew May
而今日情勢的不同之處在於，冷戰時期的焦慮建立在「如果發生最壞情況」的假設之上，而當下的焦慮則建立在福山「歷史終結」美好願景湮滅後的慘淡現實中，以及新冷戰格局不斷從幾大核心博弈強國外溢到「全球南方」的風險中。在對於全球化敘事合法性的質疑下，保守、提防與排他不再只是價值選擇，而是被內化為一種理性的情緒反應，就像在瘟疫流行時保持距離、關閉邊界、減少接觸一樣，被視為自我保護的本能。正是因為抓住了這一點，當代右翼試圖放大的焦慮呈現出真正的「傳染性」，使一個不穩定的世界被放大為一個隨時可能失序的未來，從而讓恐慌政治在沒有明確恐慌中心的情況下，重新成為時代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