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聯盟」，已走到盡頭？

「我們曾經所說的『規範性西方』已不復存在」，歐洲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德國的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近日在柏林一場商界領袖聚會上如此表示。幾天後，這位保守派出身、一生奉行大西洋主義的政治家略帶感傷地呼籲德國民眾，放下對過去數十年來所熟悉與熱愛的那個美國的懷念。他說，「美國人如今正非常、非常強勢地追求自身利益」，德國也必須這樣做。

跨大西洋關係寒意漸濃，許多人擔心這段關係可能再也無法回到從前——至少難以完全恢復。默茨及其歐洲同僚表示，他們正清醒地面對一個令人深思的現實：至少在本屆美國政府任內，美國不再將歐洲視為其在全球事務中的關鍵夥伴。白宮對歐洲大陸的敵意日益明顯，在描述歐洲民主國家時，所使用的言辭甚至比針對俄羅斯或中國等傳統對手時更為尖銳。

這種轉變的部分根源在於，雙方對「西方」究竟代表什麼、以及大西洋哪一側在捍衛其核心價值觀方面做得更好，存在著根本分歧。川普政府中的許多人認為，歐洲正通過允許移民稀釋其歷史上以白人基督教為主體的根基，背叛了西方文明。他們還指出，歐洲精英正在推行多元議程，部分手段是通過限制言論自由與政治自由來實現這一目標。

歐洲領導人對此並不認同，並指出如今歐洲在民主指數評分中常常高於美國。他們認為，根本價值理應比種族或宗教更為重要。他們還擔憂，華盛頓正在背棄西方價值觀——不僅與掠奪土地的專制者親近，還對加拿大、丹麥等盟友提出領土主張。

令歐洲政治主流感到震驚的，不僅是川普政府的言論，更是這些言論背後的實際行動。華盛頓正積極尋求與莫斯科達成地緣政治和解，部分動機在於追逐豐厚的商業利益。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的特使正向烏克蘭施壓，要求其接受一系列領土及其他方面的讓步，多數歐洲國家的政府擔憂，此舉可能助長俄羅斯的氣焰——而不是因其入侵主權鄰國予以懲戒，擔心這將破壞該地區穩定。

「正當俄羅斯以戰爭威脅我們之際，美國卻拋棄與歐洲的盟友關係，轉而與侵略者普京(Putin)治下的俄羅斯為伍，這標誌著歐美關係的根本性破裂」，德國中右翼議員、德國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前主席諾貝特·勒特根(Norbert Röttgen)說。法國中間派政治家克洛德·馬爾於雷(Claude Malhuret)對法國參議院表示：「如今，往最好處想，歐洲是孤軍奮戰；往最壞處想，它要面對兩個敵人：俄羅斯與川普主義。」

8月，川普問候普京。歷史學家謝爾蓋·拉琴科說：「美國和俄羅斯實際上正在聯手破壞歐洲一體化這一事業，而這一事業恰恰是美國曾協助締造的。「圖片來源：Andrew Caballero-Reynolds/AFP/Getty Images

對歐洲的猛烈抨擊始於2月份，當時副總統JD·萬斯(JD Vance)對傳統盟友發起了猛烈攻擊，數月後更是對許多歐洲商品加征關稅。然而過去幾周的事態加劇了這種破裂感：首先是由美俄談判代表共同擬定的烏克蘭問題28點和平計劃，在絕大多數歐洲國家看來，該方案明顯偏向莫斯科一方。

然後在12月初，最新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SS)出爐，這份文件由總統定期發布，為美國外交政策制定指導方針。對許多歐洲人來說，這份文件讀來宛如一紙「離婚聲明」，它抨擊歐洲大陸的民主缺陷，並指責其民選領導人進一步加碼移民政策，可能導致人口結構轉向「非歐裔占多數」。這種「文明抹除」的潛台詞是：移民及其後代無法真正成為歐洲人、接納西方價值觀。該文件甚至公開質疑，這樣的國家能否繼續成為「可靠的盟友」。

《國家安全戰略》將萬斯的言論正式確立為國家政策，宣稱歐盟是國家主權的敵人，並誓言通過扶持反移民政黨干預歐洲內政——其中許多政黨對歐盟的敵意甚於對俄羅斯。英國歷史學家蒂莫西·加頓·阿什(Timothy Garton Ash)說：「這讀起來就像是對歐盟的宣戰書。」

西方聯盟在美國仍不乏捍衛者。若換一位總統，外交辭令或許會再次轉變，即使美國和歐洲的政治優先事項恐怕再難回歸戰後數十年那般緊密趨同。許多歐洲人與美國人依然有著深厚的文化親近感——從流行文化到基本政治價值觀，並在一個威權政權再度崛起的世界中，視彼此為民主的堡壘。

但某些東西似乎已然破碎。「我再也不會像從前那樣信任美國了」，加頓·阿什坦言。

作為一種觀念的「西方」

《西方：一種觀念的歷史》《The West: The History of an Idea》一書的作者喬治奧斯·瓦魯哈基斯(Georgios Varouxakis)說，「西方」這一概念的定義在歷史長河中一直被反覆質疑、辯論與修正。他談到，縱觀歐美社會幾代人的變遷，有一點已然明確：「如今若再宣稱必須身為白人或基督徒才能算作西方人，已經不合時宜。」

該書追溯了「西方」這一概念如何在19世紀經法國思想家奧古斯特·孔德(August Comte)等人傳播——孔德主張建立以理性為基礎的社會，並將歐洲視為東方崛起的專制政權（俄羅斯）的對立面。至20世紀，「西方文明」的理念已在美國紮根，而這個國家此前一直試圖與「舊世界」劃清界限。這一轉變為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干預歐洲事務提供了支撐。

許多歐洲人和美國人因共同的歷史認知而有著深厚的親近感，這種聯繫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巴黎的解放。圖片來源：Bettmann Archive/Getty Images

冷戰期間，「西方」成為非共產主義「自由世界」的同義詞，並逐漸與發展、現代化畫上等號。任何國家皆可通過接納民主憲政、個人主義與消費主義來「西化」其生活方式。在歐美，認同西方價值觀的移民與少數族裔，亦能運用這些價值來挑戰不公待遇。

許多歐洲人認為，川普政府基於保守派對人口結構劇變與種族多元化的焦慮，將美國內部的文化戰爭投射至歐洲社會。保加利亞政治思想家伊萬·克拉斯特夫(Ivan Krastev)指出：「美國曾是逃離舊世界封閉、文化同質社會的『新世界』。如今，舊世界卻變得愈來愈像美國，這讓美國感覺受到了背叛。」

然而，許多歐洲人也認同華盛頓方面對歐洲大陸的一些批評，尤其是在經濟增長乏力、監管過度、安全依賴美國，以及移民管控缺失引發選民強烈反彈等方面。

前法國外交官熱雷米·加隆(Jérémie Gallon)說：「歐洲人需要在從創新到經濟政策的各個方面採取更大膽的措施。如果我們在技術、市場和安全上繼續依賴美國，我們就會淪為附庸，並不斷遭受屈辱。」

2025年跨大西洋緊張關係的背後，是美國世界觀的兩個重大轉變。一是與亞洲相比，歐洲在經濟、軍事和人口方面的影響力正在下降。從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開始，近幾任美國總統都提及要將戰略重心從歐洲轉向中國。

另一個是川普政府對多邊機構的蔑視，儘管美國曾在建立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維護跨國協議的組織中發揮了主導作用，川普政府卻視其規則為追求美國利益的阻礙。華盛頓也不再宣揚傳播民主和解放受壓迫者的目標——西歐除外。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北美項目主任、曾在拜登(Biden)政府時期協助制定上一版《國家安全戰略》的前美國國務院副主任勞雷爾·拉普(Laurel Rapp)說：「眼下這種以價值觀為基礎的跨大西洋關係，彷彿已奄奄一息。」上一版《國家安全戰略》將美國與歐洲民主國家的關係視為其全球戰略的基石。

拉普認為，歐洲如今必須與美國重新談判，達成全新的協議。「這不再可能是建立在民主與人權之上的價值觀聯盟。未來的方向將是商業、交易與放鬆管制。換句話說：美國能從歐洲獲得什麼實實在在的利益？」

一個值得信賴的盟友？

過去一年，許多歐洲人開始懷疑美國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簡稱：北約)的承諾是否依然堅定，而北約正是75年來歐洲安全的基石。倘若俄羅斯將其意志強加於烏克蘭，重整軍備，並在幾年後進犯愛沙尼亞或立陶宛，美國是否真的會為一個小小的歐洲盟友開戰，恪守北約《共同防禦條約》第五條？

冷戰期間，「西方」成為非共產主義「自由世界」的同義詞，1949年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簽署北約協定，使這一聯盟正式化。圖片來源：Corbis/Getty Images

近日與一位美國前外交官共進晚餐時，一名英國高級海軍軍官表示，他不再相信答案會是毫無保留的「是」，這也是他職業生涯中第一次，對美國的信任產生了動搖。

保守派英國歷史學家安德魯·羅伯茨(Andrew Roberts)說，疏遠盟友將為美國帶來更長遠的風險。他說，長期以來，美國相對於俄羅斯和中國的一個優勢是其盟友網路，這些盟友相信美國會做出正確的事，包括對抗獨裁者。

「這種新的交易式思維，只見萬物之價，不識萬事之值」，他說。「他們完全從金錢的角度看待國家的偉大，而不再採用美國長期以來被視為『希望燈塔』的那種角度。」

美國對歐盟的敵意以及對民粹主義政黨的支持，正中莫斯科下懷。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任教的俄羅斯裔歷史學家謝爾蓋·拉琴科(Sergey Radchenko)分析，自二戰以來，俄羅斯一直試圖將美國逐出歐洲，進而從政治上分化歐洲，以便能在不用面對一個團結一致的對手的情況下擴張影響力。

「在美國人與俄羅斯人之間，似乎出現了一種關於『歐洲該是什麼模樣』的奇怪共識」，他說。「美國和俄羅斯實際上正在聯手破壞歐洲一體化這一事業，而這一事業恰恰是美國曾協助締造的。」

英國歷史學家羅伯茨說，美國和歐洲應該權衡分裂西方的代價。「我理解美國已厭倦扮演全球警察的角色」，他說，「但我相信，中國將非常樂意成為這個世界的秘密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