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爱人5》终于迎来了大结局。梁凇和何美延、李诗嬅和车崇健这两对夫妻都选择了“下车”，也让节目从情绪共鸣回到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离婚并不是一句“过不下去就离”那么简单的决定。它往往伴随着反复权衡——关系还是否值得修复、成本能否承受、孩子与家庭如何安排、未来生活是否可预期。
图片来源：《再见爱人第五季》
这部关于离婚的综艺能持续这么多季受到大家的关注，也是因为在经济社会快速变迁、个体化增强、婚姻逐渐去制度化的背景下，人们更强调自我发展与情感质量，离婚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强烈污名化。
图片来源：《辣妈正传》
离婚的登记人数在过去几年经历过明显增长（刘汶蓉，2019），而且离婚率经过过去几十年的持续攀升，也接近了发达国家的水平（於嘉等，2022）。但是严八曾讨论过，粗离婚率这类指标很容易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如果想要更稳定地测量“婚姻稳定性”，其实是去看夫妻在结婚若干年后的离婚比例，尤其是“结婚十年内离婚”的风险。
早期结婚队列的离婚风险非常低：比如1960年代、1970年代结婚的夫妻，结婚十年后离婚的比例不足1%，即使把观察窗口拉长到三十年，大体也仍维持在2%以下的很低水平（如下图所示）。
到了2000年代和2010年代结婚的夫妻，十年内离婚的比例上升到大约6%。这意味着婚姻稳定性的确在变弱。
但把这个水平放到国际比较的视野下：挪威、英国等一些欧洲国家，同口径下结婚十年内离婚的比例可能在15%左右。也就是说，中国的离婚确实在上升，但依然是一个少见的现象；与日韩和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夫妻在婚后若干年后的离婚率仍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数据来源：作者绘制，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日本综合社会调查（JGSS），Harmonized
Histories 数据库。
我们会有
“离婚率涨得特别快”的观感，除了时代环境的变迁，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代际更替。研究指出，中国婚姻的“去制度化”转向主要集中在青年群体中（李婷等，2022）。这一代青年的生活经验叠加了压缩的现代性、快速社会转型、消费主义兴起，以及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带来的生活方式变化和关系结构重组，也经历了全球化的波折与个体化、风险社会的到来。在观念上，青年群体对婚姻质量的期待更高，对离婚的接受程度也更高；在实践上，青年群体在总离婚人口中的占比越来越高。董浩（2023）的测算显示，2019年各省20—39岁的青年群体（也就是80后、90后）在总离婚人群中的占比已超过六成。换句话说，很多“离婚率上升”的故事，讲的其实是青年人的婚姻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因此本文就围绕青年的离婚，讨论离婚通常在什么情况发生、通过什么方式发生、以及是谁更可能提出离婚。
离婚何时发生
从宏观层面看，经济发展、高等教育扩张、人口流动加速、新兴媒体技术渗透，以及离婚政策与法律实践的变化，都可能推动离婚风险上升（Goode，1993；Cherlin，2004）。
经典功能主义认为，婚姻从根本上是一种性别化制度：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合作与角色互补，被视为实现家庭效益最大化的一种安排。分工越专门化，夫妻之间的相互依赖越强，婚姻凝聚力也越容易被巩固。资源交换理论也给出了相近的理解方式，认为婚姻建立在双方资源互换的基础上，例如男性以经济资源交换女性的照料与家务劳动资源（Becker，1973）。
但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显著提升、劳动参与与社会经济地位快速上升，传统性别分工的制度基础被持续冲击，婚姻对女性而言所能提供的“经济收益”和“社会身份的必要性”都在下降，女性脱离不满意婚姻的阻力随之降低（Cherlin，2004）。
与此同时，宏观变动还体现在文化层面：启蒙运动以来，自由与个人选择的观念在市场经济与城市生活的推动下扩散，爱情逐渐取代财富与地位成为衡量“好婚姻”的关键标准，现代的亲密关系关系更强调个人感受与关系质量；但当婚姻被越来越多地寄托于亲密、浪漫与自我实现时，人们对婚姻的期待也随之抬升，关系更依赖持续的情感满足，因此在现实压力与日常摩擦面前更容易显得脆弱（Giddens，1992；Coontz，2005）。
在微观层面，社会经济地位、承担离婚成本的能力、流动经历以及个人文化观念等，都可能影响离婚的选择与时机。而离婚作为一种重要的家庭事件，也常与个体的福祉、家庭压力与冲突累积等机制相联系（Amato，2000）。
家庭层面也同样重要，家庭内部的议价结构与性别化分工会与离婚风险紧密相关，尤其当家庭实践与性别规范发生张力时，婚姻稳定性更容易受到冲击（Cooke，2006）。家庭实践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受与其他家庭成员互动的牵制；家庭生活也并非纯粹的资源交换，而是在性别规范、家务劳动分工等日常互动中被共同塑造出来的关系结构（Gilligan等，2018）。
但是长期以来，出于数据的限制，关于离婚的这些讨论在中国往往难以被实证检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离婚是相对“偶发”的事件，研究需要同时抓住离婚的发生与家庭日常互动的细节。复旦大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开展的“单亲妈妈现状与需求研究”调查，为此提供了一个较为扎实的实证基础。
该调查收集了3607份在婚与有过离婚经历的女性样本数据，并采用离散时间事件史模型，在“关联生活”视角下分析青年女性的离婚抉择。研究把婚姻按拆解为随婚姻进程变化的风险与选择，测量受访者在每一个婚姻年限中离婚事件是否发生，更贴近真实生活中关系逐步走向破裂的过程，从而更具体地在个体和家庭的角度，回答“离婚何时发生”的问题。
在微观层面，研究发现女性自身的资源水平与独立性的确会加速离婚事件的发生；与此同时，夫妻在教育维度上的同质性匹配又能对婚姻稳定性起到一定的托底作用。
结婚原因也会带来明显差异：因社会压力而被动建立的婚姻关系更可能更快走向离婚，而更多基于个人选择、主动建立的婚姻关系则更晚离婚或不离婚。
图片来源：《婚姻故事》
居住模式对婚姻稳定性同样具有显著影响：相比夫妻单独居住，与父母同住（无论与哪一方父母同住）以及其他居住模式都会加速离婚事件的发生，而且与男方父母同住对离婚的促进作用明显更强。
家务劳动分工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夫妻间更为平等的互动模式会提高婚姻稳定性、降低离婚风险；但当女性更多履行传统性别角色、承担较多家务劳动时，离婚事件反而更可能加速发生。青年女性对婚姻内不平等的性别角色关系有更强的觉察与反应，这种“觉察”本身会改变她们对婚姻持续的判断。
在子女中心主义背景下，孩子也是影响离婚风险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没有孩子的婚姻更快走向离婚结局，而孩子对婚姻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也体现出东亚文化与制度的独特性。在中国90后夫妻中，无子女的夫妻在婚后10年内的离婚风险是有子女夫妻的3.7倍，在日本这一差距甚至超过5倍；相比之下，欧美国家的差距幅度大致在两倍以内（於嘉、何雨辰；2024）。
这既可能因为在子女中心主义的文化下，孩子本身能够增强家庭联结、增加婚姻维持的动力，也可能因为生育相关的问题本身就是婚姻冲突与破裂的潜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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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何种方式离婚？
离婚可以通过协议和诉讼两种方式达成。不同的离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婚姻关系的冲突性与不可调和程度：协议离婚通常意味着双方在离婚本身及其后续安排上更容易达成一致，而诉讼离婚往往意味着双方在离婚意愿、财产分割或子女抚养等问题上存在更强争议。从民政部发布的《2024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看，2024年办理离婚手续的夫妻中，约四分之三为协议离婚，另外四分之一为诉讼离婚。
杜世超和沈奕斐（2025）的研究显示，就“离婚通过何种方式实现”而言，个体与家庭层面的许多因素并不改变离婚方式的选择，差异更多出现在婚内是否有孩子这一维度上。子女对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都有显著的推迟作用，但对子女的推迟效应在协议离婚中明显更强。
换句话说，孩子会让离婚更难发生，而在孩子存在的情况下的离婚，往往说明冲突已经积累到较难通过协商解决的程度。
谁来提出离婚？
在青年一代中，婚育观念呈现出更显著的性别分化；整体而言，青年女性的性别观念和家庭观念都更现代（李婷等，2022）。在杜世超和沈奕斐（2025）的样本中，约72%的离婚由女性提出。类似的比例也出现在诉讼离婚数据中：杨博文和刘林平（2025）使用2012—2016年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的离婚判决书数据，对7611对18—40岁青年夫妻样本进行分析，发现诉讼离婚中也是约70%由女性发起。
图片来源：《玫瑰的故事》
在诉讼情境下，哪些因素会显著提高女性“先发起”的概率也更清晰：被告存在家暴等行为过错的时候，或者是在夫妻已经有子女的情况下，女性先发起离婚的可能性更高。
与此同时，离婚诉讼中夫妻双方最大的争议点往往是子女抚养权与抚养安排。
图片来源：《我的前半生》
女性与男性都可能为了抚养权发起离婚诉讼，但在具体诉求结构上，女性与男性对子女抚养权的诉求确实存在差异。受父系文化中“传宗接代”等观念影响，男性对子女（尤其是儿子）抚养权的诉求往往更强烈，而且男性“要求单独抚养”的比例高于女性，而女性“要求共同抚养”的比例则更高。这一点也能与其他关于离异家庭子女抚养安排的研究形成呼应，例如在“离异家庭的孩子们”的相关研究中，离婚后男性获得子女抚养权（尤其是儿子）的比例也更高（张春泥，2019）。
图片来源：《我的前半生》
随着世代变迁，女性发起离婚的概率总体呈上升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女性在婚姻中的议价能力增强，对婚姻质量有更高追求，也更倾向于主动离开不幸福的婚姻。从这个意义上说，子女对女性发起离婚的束缚在减弱。
图片来源：杨博文和刘林平（2025）
尽管子女纽带整体在弱化，但这种弱化并不均匀，有儿子仍然可能比只有女儿对女性发起离婚形成更强约束；此外，相较于较早出生队列的夫妻，85后青年夫妻中男性同意离婚的概率显著降低，这也提示青年离婚并不是简单的“更开放所以更容易离”，而是围绕婚姻质量、家庭权力与子女抚养展开的更复杂协商与冲突过程。
图片来源：《我的前半生》
在青年夫妻中，真正影响一段感情走向结束的原因，是结构条件、家庭实践与个人选择在具体生活中的相互作用。它一方面来自宏观结构的推力：教育扩张、流动加速、媒介环境变化、制度与政策调整，让婚姻越来越难回到过去那种“默认稳定”的轨道；另一方面也来自家庭内部的拉扯：居住与分工如何安排、日常互动是否平等、冲突能否被消化，都会在婚姻的某个阶段把风险一点点累积出来。更关键的是，在诉讼离婚里，很多争议最终会收束到子女抚养权与抚养安排上——这不只是法律问题，也折射出亲职责任如何分配、父系文化如何继续发挥作用、以及女性议价能力上升后对婚姻质量的重新评估。
与其把离婚理解成一种“失败”，不如把它当作一面镜子：它照见青年一代如何在更流动、更不确定的社会里重建亲密关系，如何在家庭生活中重新谈判公平与责任，也照见制度与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留下的摩擦与约束。
也正如《再见爱人》的导演刘乐所说：“离婚的原因除了‘不合适’之外，成因是什么，在哪个路口产生了分歧，产生之后是怎么解决的。把这些东西给观众：‘原来他们会在这样的节点吵架吗？原来他们会在这样的点又和好了吗？’
观众通过这些事例跟自己的人生的结合，获得启发、经验和教训。节目正是想要呈现这些复杂性，人就是因为复杂才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