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2日，北京八寶山菊廳，一場罕見的學生追悼會讓整個北大陷入沉痛。葬禮上，央視主持人撒貝南數度哽咽，淚灑現場，北大校方高層也紅著眼圈致悼詞。這不是國家領導人的喪禮，也不是科研泰斗的謝幕，而是送別一位年僅24歲的普通女學生。
她的骨灰被破例安葬於八寶山，這是共和國烈士與傑出貢獻者才有的待遇。一個普通的農村女孩，為何擁有如此高規格的告別儀式？她短短24年的人生，又是怎樣一步步走進北大，又一步步走向生命終點的？她是誰？她又做了什麼？
1979年10月6日，湖南醴陵，一個靠賣米過活的山村傳來嬰兒啼哭聲。這個女孩叫張培祥，家裡窮得叮噹響，父親常年生病，母親癱瘓在床，還得照顧剛出生的弟弟。
她5歲就開始干農活，10歲那年第一次輟學。那時父親病情加重，家裡實在拿不出學費，只能忍痛讓她退學幫忙種田。她不哭不鬧，第二天就背起鋤頭下地幹活。只是，每當看到村裡孩子背書包去學校，她總是默默地望著他們，眼神里寫滿不舍。
她的姑姑心疼這個孩子，把她接到家裡讀書，靠賣掉家中唯一的大肥豬，供她繼續上小學。這次機會，她牢牢抓住。從此以後，她幾乎每次考試都是第一名。
12歲，她以全校第一考入醴陵一中。這所學校是湖南省重點中學，能進去的都是尖子生。但學費難題又來了，父母東拼西湊供她讀了一學期，實在頂不下去了。她又差點輟學，是堂叔和校長幫她轉學到條件稍差但學費低的醴陵四中。
高二那年，家裡再遭重創。父親結石病複發，母親乳腺癌手術，家裡入不敷出。她默默離開學校，跟村裡人一起去深圳打工。她沒有告訴任何人，哪怕是最疼她的老師。
在那家工廠里，她每天干12小時流水線，晚上還會把高中課本拿出來複習。宿舍的女孩嘲笑她裝清高，她不理，只管默默看書。
羅定中校長得知她輟學後，四處打聽，終於4個月後找到了她。他在電話里只說了一句話：「回來讀書，費用我來想辦法。」張培祥抱著電話，沉默了很久，然後坐上了回校的火車。
1997年，她用4個月補回了落下的學業，參加高考，以株洲市文科狀元、湖南省第五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法學院。
全村沸騰了。那天她收到錄取通知書，躲進屋裡哭得眼睛通紅。她說，這不是悲傷，這是一種終於有出路的釋放。
她帶著全家人湊的1000塊錢北上求學，開始了她人生最光亮的時光。在北大，她成了「飛花」。這不是浪漫的名字，是她的筆名。她寫紅樓夢評論、寫小說，作品在論壇上瘋傳。《賣米》一文更是感動無數人，被選入《當代》雜誌，後來還傳出要進小學語文教材。
她不僅寫文，還在電視台兼職寫劇本，幫湖南台策劃節目。甚至親自上台主持，節目播出後全省熱議，大家都說她是下一個撒貝南。
她沒再向家裡要過一分錢，反而每個月都寄錢回家，給母親買葯、給弟弟交學費。她還帶家人第一次坐火車、看電視、用洗衣機。她說：「我再苦，也不能苦爸媽。」
2003年5月，張培祥突然發高燒、流鼻血。校醫懷疑是非典，緊急送醫檢查。結果出來時，所有人都震驚了——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
她沒有告訴父母和弟弟。她怕影響弟弟高考，更不想讓父母擔心。她只告訴舅舅，讓他保密。她向所有人微笑，只有夜裡一個人躲在醫院的被窩裡偷偷擦淚。
即使在病床上，她還在翻書、寫文。她說：「我從小就吃苦，命運沒打敗過我，這次也不會。」醫生說她是他們見過最樂觀的病人。
6月，她寫下最後一篇詩稿：《冷月千年猶有淚，殘芳一笑便成塵》。8月27日晚9點，張培祥停止了呼吸。她的生命，永遠定格在24歲。她臨終前留了兩個願望：一是希望爸媽能帶她坐一次飛機回家；二是她的骨灰能一半留在北京，一半回到家鄉。
北大為她破例，在八寶山菊廳舉行追悼會。撒貝南在致悼詞時幾度哽咽。曲三強院長親自寫下墓志銘。八寶山，這原本只屬於國家英雄的地方，如今多了一位農家女的名字。
她的父母抱著她的骨灰「坐」上了人生第一趟飛機。飛機降落那一刻，父親哭得不能自已。他親手在山上為她修了一座「懷念亭」，每天都去坐坐，跟她說說家裡的事。
她的弟弟考上大學，成了公務員；她的母親還穿著她買的保暖內衣；她的父親每次收到稿費都淚流滿面，說：「她走了，還在養家。」她的作品陸續出版，《大話紅樓》《飛花讀紅筆記》《紅樓十日談》等成為暢銷書。她翻譯的外國作品也被多家出版社爭相出版。
她只是一個普通的農村女孩，卻用生命的全部力量，拼出了一個奇蹟。沒有人天生強大，中國千千萬萬像她一樣的孩子，扛著命運的風雨，只為不辜負讀書的機會。
她的故事告訴我們，真正的才華不是炫耀，而是默默踏實地走出泥濘。她的堅強，是這個時代最打動人心的力量。她用24年，走完了別人三輩子的路。她的名字，叫張培祥。
張培祥的故事，是一部現實版的《紅樓夢》。沒有富貴命，沒有好運氣，只有不認輸的心和不低頭的韌勁。她用生命告訴我們，只要肯努力，哪怕出身再苦，也能開出最燦爛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