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4 12 月

晚熟的中國年輕人,正在拚命熬過上班第一年

  據《三聯生活周刊》報道,接到作者的採訪需求,在一家創新醫藥公司做副總的王威先回了這麼一句話,「年輕人,我不太懂」。他所在的公司位於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這裡的生物醫藥產業集群,是很多相關專業年輕人求職的夢想之地。去年,有100多名應屆生通過校招形式進入公司,很多都來自大陸國內名校。不過,和他們不多的幾次接觸,都讓王威感覺彆扭。

  一、「年輕人 我不太懂」

  首先是溝通不良。很多專業領域常識性的東西,王威得反覆解釋,對方當面點頭表示懂了,辦事卻不太及格。被批評了,會突然發很長一封郵件來解釋,「我看了一眼郵件,主要是說他的情緒如何如何。可再被安排做同樣的事情,還是要出問題」。

  其次是敬業度。王威今年45歲,他是做金融出身,後來投入創新醫藥行業。在這些瞬息萬變的行業里工作久了,早就習慣了全力以赴以獲得百倍收益,可如今,他發現身邊的年輕人好像「老是想下班」。

  最後當然就是「動不動就提離職」了。王威告訴作者,按照以往的經驗,三到五年內的離職在公司比較常見,在市場營銷這類崗位,每年可能也有不到10%的流動率。但截止到2025年底,他們前年招聘的新員工提交過離職申請的已經接近四分之一,其中有一些還來自研發這種相對穩定的板塊。

  王威的困惑並不只屬於他個人。近年來,隨著「Z世代」逐漸走出校園,很多不同行業的企業主和人力主管都在不同場合提到他們「整頓職場」的故事。「說升職加薪,不太能打動他們,說其他遠期目標,他們會覺得是在『畫餅』。他們非常看重看得見、摸得著的收益,約見面時就已經列好了『一、二、三、四』幾個目標。而且他們非常重視公平,同部門甚至上幾屆校招生的升遷速度都會列入他們的考量範圍……所以他們一旦下決心要走,就不太能留得住。」一家互聯網「大廠」的HRBP劉莉這樣描述她對這一代職場新人的印象。

  但困惑的不只是管理層。這些初入職場的年輕人,其實也正陷落在難以融入和自我懷疑的怪圈。11月,在周刊面向職場新人的一次問題徵集里,他們就反覆提到「職場的無效社交」「不會和領導相處」「晉陞空間不明朗」「工作和生活難以區分」的問題。在社交媒體上,一些年輕人甚至將自己走進社會的這一年所遭遇的一切,稱為一種「生長痛」。

  為了解決這種痛楚,他們也常在網上向同伴發起求助,由此,也誕生了許多「『大廠』生存攻略」「體制內工作法則」。但有些時候,這類策略反而讓他們離入職時那份「想要做事」的初心越來越遠。

  很多年輕人選擇逐步減少對工作的投入度,只按部就班完成分內之事。這種現象甚至催生了一個新的辭彙:安靜離職。2022年,美國一位TikTok博主以此描述那種「已經放棄了對工作的熱情」的狀態,而諮詢公司蓋洛普在2023年的全球職場報告中指出,有高達59%的工作者處於這種情境,在出生於1995年到2009年間的「Z世代」中佔比最高。而在前程無憂發布的《2023職場人理想工作與求職調查》中,當被問及考慮怎樣的工作機會時,近半數職場人的選擇是「錢少、事少、不累」。

  二、和當下的職場環境之間還有許多鴻溝被抹平

  為此,作者特意選擇了二者衝突最激烈的「上班第一年」作為觀察起點。這一年,也是劉莉眼中新員工最容易離職的一年,「12個月內的離職非常常見。就像種子撒進土裡,還沒等到落地,就被風吹散了」。

  作者接觸了近十位來自各行各業的職場新人,他們有的在短短一年裡已經走完了適應期和新鮮期,開始教育自己去習慣工作的重複和無聊;有的在龐大的職場系統中深感適應不良,被不期而至的業務變動打消了工作熱情;有的在不斷的溝通、對話和等待中,重新尋找機會;當然也有人已經進入「安靜離職」的階段,只完成分內任務,同時在尋找其他的職業選擇⋯⋯

  作者的同事吳淑斌和劉暢等則分析了最困擾當下年輕人的八個初入職場的問題,比如「該不該去適應『嫡系文化』」「怎麼和『職場發小』相處」「該不該給領導干雜活」「如何平衡工作與生活」等等。

  在這些調查和採訪中,作者也深刻地感受到一種工作倫理的變化。以困擾許多年輕人的職場禮儀問題為例,在職場里該遵循什麼樣的禮儀,其實考驗的是人如何在複雜系統中處事,但與重視面子和人情的上一代人不同,如今的年輕人大都成長於強調個性與平等的環境,習慣了直接真誠的表達,因此在進入相對傳統的工作環境後,會感受到強烈的不適應。

  再比如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問題。對於習慣了「暫時犧牲個人生活以換取更大成長空間」的上一代人來說,入職的第一年是快速積累能力的好時機,不該總想著休息。但在互聯網和通信技術如此發達的時代,「00後」年輕人們更需要解決「無界勞動」的問題,工作和私人生活之間的邊界越來越模糊,這讓他們的心力長時間得不到有效恢復。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李育輝從15年前開始就在做代際工作倫理變遷的研究,通過對各大企業員工的調研,她發現,年輕人和職場環境的矛盾首先是一種工作價值觀的差異。在這些成長於移動互聯網時代,又在大學期間撞上新冠疫情的「Z世代」身上,「職場的價值導向大幅度地發生了改變」。

  「我們發現,『80後』有一種特別簡單質樸的價值觀,叫作只要努力就會有回報,但是『90後』已經意識到,努力跟回報不一定成正比,很多東西都會影響努力的回報率,不能瞎努力。到了『00後』,他們在價值觀形成的階段遇上了疫情這樣的大事件,就會在他們的心理上產生一種落差,當一種下降的趨勢不可抗拒的時候,他們對職場的期盼就不再是向外索求成功,而是開始向內索求。」李育輝認為,當這些不適應職場傳統優績主義價值觀的年輕人,與「工業時代的組織管理模式」對撞時,種種職場的矛盾和困惑,就自然出現了。

晚熟的年輕人,正在拚命熬過上班第一年。(示意圖:shutterstock/達志)

 (示意圖:shutterstock/達志)

  三、職場環境和運行規則改變的結果

  代際社會學研究者珍·特溫格曾提出一個「人生減速」的概念。在對從1925年開始的五個世代人群進行調研後,她發現,人們完成學業的時間越來越長,進入職場和婚姻的時間越來越晚,在下一代的教育上投入的精力也越來越多,這種加減速在各個代際身上分布不均,但累積到「Z世代」,他們步入成人世界的時間就大大延緩了。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陶建傑就發現,如今的校園裡,學生們的求職期被越拉越長,很多同學剛進入研一就要四處「卷」實習、攢簡歷,為三年後的工作做準備。

  但這些在漫長的學校教育階段成長於優績主義價值觀中的年輕人,對社會和自己的了解都很有限,也沒有能力和閑暇去思考自己真正適合的工作。陶建傑向作者舉了個例子,在他參加學校高招工作時,經常聽到家長以孩子的高考分數為籌碼,要求學校在三到五個熱門專業里保證錄取一個。但就在家長們為「最大化收益」不停奔走的時候。陶建傑卻發現,那些即將走進大學的孩子們很多時候並不出現在選擇專業的現場,「即使去問了,他也會說,我聽他們的,我沒想法。」

  等大學讀完,考上研究生,這些習慣了「沒想法」的孩子們卻發現,焦慮的社會環境卻向他們直逼而來。實習原本是年輕人接觸職場,在試錯中尋找合適工作的機會,但他們這種被過度延長的實習期,並不能真正提升職場能力,反而成了又一次「軍備競賽」。一位受訪者告訴作者,以互聯網大廠為例,求職時,很多面試官會直接要求應屆生有多段同行業的實習經歷,「而且這些經歷必須非常『垂直』」,為此,他們不得不在倉促和茫然中做出選擇,並且一上來就要「all in」(全部下注)。

  他們最初的擇業選擇,大多受制於「好工作」的社會導向。在不同階段,「好工作」的社會定義似乎都不一樣:在地產黃金時期,房地產公司是「好工作」的代表;當技術和演算法覆蓋社會生活,互聯網「大廠」成為最受矚目的「好工作」;當生活的不確定性增強,考公考編則是下一個「好工作」的潮流。但有一點是不變的:它們都是當下最多人希望進入,因此競爭也最激烈的職業賽道。許多年輕人都在倉促和茫然中選擇了這條「最多人走的路」,加入對「好工作」的殘酷爭奪。

  因此,即便成功入圍,也通常會在第一年面臨個體與龐大組織之間的「不適症」——這些能成為「好工作」代言人的機構,通常非常龐大,部門和人事關係都相當複雜,當面臨經濟下行壓力、增長飽和及新技術衝擊時,新人感受到的組織結構冗餘、系統震蕩和隨之而來的無意義感便更沉重。

  四、失望和挫敗也促使人開始真正思考工作的意義

  作者與這些年輕人的對話,很多都發生在夜裡,有的是晚上8點,有的是晚上10點半,都是他們剛剛下班的時刻。但同樣是這些白天忙著應付領導,和同事鬥智斗勇、掙扎著不知自己明天在何處的年輕人,每一個都告訴作者,他們不多的業餘時間裡有很多小愛好,有人喜歡攝影,有人喜歡手工,有人要健身,有人會在夾縫中「特種兵式旅行」。這些原本對社會幾乎一無所知的年輕人,在進入一個龐大的機構、不斷遭受挫敗的同時,也在不斷用細碎的方式抵抗,不讓個體完全被工作和人事湮沒。

  談起工作,他們會表現出灰心和無奈,但仍有年輕人身上特有的真誠和樸實。不止一位受訪者告訴作者,他們不願再為某種宏大願景「賣命」,但只要是自己真心想做的,能看得到點滴進步的,他們都還願意不計回報地去嘗試。儘管充滿矛盾和困惑,但正是在工作中,他們才第一次真正思考自己想要怎樣的生活,思考工作的意義。一位受訪者最終沒能進入「大廠」,也沒做自己曾心心念念的軟體產品經理,卻在從未接觸過的硬體生產領域找到了自己的興趣所在,還有人則在重新梳理自己的工作履歷後,找機會在公司內轉崗到了比較核心的部門。當然,也有人選擇了離開,暫時退出職場,給自己一個重新思考生活意義的機會。

  在經歷過種種不確定性的衝擊和無意義「內卷」的磨損後,比起相信「努力就有回報」,如今的年輕人更嚮往一種「普通但不平凡」的職場生活,而管理者也不得不開始重新思考工作和人的價值。

  什麼是「普通但不平凡」?採訪中,幾位年輕人都提到了自己這一年裡的高光瞬間——或許是觸碰到了自己從來沒拓展過的領域,或許是第一次在「內測」中跑出一個好數據,或許是終於得到了直屬上司的肯定,明確了晉陞方向。更重要的是,在這些小小的「破局」之後,能感受到和身邊環境的連接與共鳴。李育輝還向作者描述了這樣一個非常能激勵年輕人熱情的工作場景:當我在工作中完成了一件小小的事情,但這件小小的事情讓我們整個團隊的業績有所增長,大家會心一笑。有意義的不是「增長」,而是那一刻的「會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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