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关注资通讯产品供应链能否「走出中国」。「苹果在中国」作者麦吉今天表示，「多少iPhone在印度生产」是计算最终组装、易造成错觉，关键零组件与工程能力仍须高度依赖中国，且现未出现主要替代选项，所谓「下一个中国」并不存在。
科技、民主与社会研究中心（DSET）与商业周刊晚间共同举行大师对谈，邀请「苹果在中国：美国科技巨头如何造就中国制造霸权」作者麦吉 （PatrickMcGee）、中研院院士朱敬一、中研院社会所特聘研究员吴介民，探讨中国如何成为制造强权以及供应链重组预测与对策。
麦吉指出，苹果最初并非因中国具备成熟技术能力而前往，而是在1996至2003年濒临破产、无力自建产线的情况下，被迫全球外包制造。当时苹果意识到中国制造具备巨大的规模潜力，但初期面临品质不稳等问题，因此投入大量资源，甚至直接进行教学。
麦吉表示，有当时的工程师形容，团队犹如「蜂群」般降临工厂；换言之，苹果不是到中国「使用」技术，而是在中国打造技术能力。
麦吉分析，苹果不经意地扮演中国制造业的「国家建设」角色，自2008年以来，苹果供应链累计训练人数约3000万人，10多年前每年在中国的投资即高达550亿美元，成为中国制造能力跃升的重要推力。
吴介民认为，苹果模式能在中国取得成功并非单一企业之力，而是多重结构因素交会所致，包括中国内部高度分层所提供的庞大制造劳动力、全球品牌长期将制造风险下放给供应商与劳工，以及台湾制造商在全球市场与中国生产体系之间扮演「翻译者」与整合者。他强调，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台湾重新思考自身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位置。
谈及未来供应链发展，朱敬一指出，未来供应链重组将受两股力量牵动，一是制度与价值相近国家之间快速变动的产业联盟，若美国持续对盟友释放不确定与不可预测的讯号，供应链结盟可能转向有利于中国的一方。
朱敬一说，二是中国可透过国家补贴与体制动员持续压低价格，使其他国家难以长期抗衡，并可能将过去在太阳能、铝、钢铁等产业的模式，复制到电动车与晶片等新兴产业。
吴介民也指出，台商外移是一个早已启动的长周期变化，台湾的新机会来自半导体与AI带动的结构性转型，但能否把「当下的荣景」转化为长期位置，仍取决于台湾如何在新秩序中稳住关键节点与合作网络。
至于外界关注AI发展等新产业崛起，是否能让供应链「走出中国」，麦吉直言，「下一个中国」并不存在。他分析，外界常以「多少iPhone在印度生产」作为供应链转移的证据，但那多半仅是计算最终组装、容易造成错觉，关键零组件与工程能力仍高度依赖中国。
麦吉指出，即便苹果试图加速转向印度，也将面临北京政权与中国消费者的反弹，且北京有许多「锁喉点」（choke points）措施，像是工厂可能「刚好」断电。
他认为，中国工厂具备极致的体制动员力，能在凌晨召集上百人即时解决技术问题，这种效率在印度或越南难以复制；且从人口规模看，越南人口不及中国，转移产能可能面临劳动力饱和瓶颈，因此，印度、越南等地难以成为替代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