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16 12 月

习近平时代中国模式未来 吴国光:共党垄断下利用市场升级再造

外界关注习近平时代中国模式未来,史丹佛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教授吴国光15日在中研院一场演讲中表示,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思考的是2035年,他所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节点,届时中国进入中等收入现代化国家。以此观察十五五规划,再到十六五规划,可能会是在共产党垄断下,利用市场,并在市场支持下发展,使得中国模式升级再造。

吴国光定义, 所谓中国模式,指的是一党垄断,同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驯服并利用市场经济。全球化下,国家跟市场已经形成连贯的运转机制,换言之,经济型国家在全球崛起。此外,全球化也造成双重「逆向依赖」,全球资本依赖中国有效专制系统开拓大陆市场,获取巨大利益。而民主政治国家则依赖资本提升本国政府发展与绩效。

吴国光将大陆政治经济改革分成五个阶段:一是第一次改革期(1977-1989年);二是改革断裂期(1989-1991年);三是第二次改革期(1992-2001年);四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红利期(2001年以后);五是逆转型期(自2013年起至2018或2022年),这期间以习近平上台为标志。

吴国光称,第一次改革是由农民自下而上发起,而第二次改革则自邓小平南巡开始,而这两次改革有六个层面的不同:一是肇源方式不同;二是农民地位不同,二次改革的农民地位较第一次低落;三是官员态度也不同,第二次改革官员比较咸于维新;四是知识份子角色不同:第一次改革中,许多知识份子批判性参与,但二次改革知识份子逐渐边缘化、附庸化;五是国家与资本关系不同:1980年代资本出现是为打破国家控制、垄断,但到1990年代,资本跟国家利益勾兑;六是国际关联不同:1980中国大众、知识份子渴望西化,但1990年代拥抱西方资本,但抵制普世政治价值。

也因此,吴国光称,两次改革直观是递渐推进中国市场化,但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则是「断裂」。从政治体制上来看,第一次改革,极权主义处于松动、转型初期,社会因素零星初步浮现;第二次改革基本上形成「后极权的威权主义」,国家在容纳市场机制同时,有限度开放社会领域,公民社会浮现并发展。

至于习近平时代改革,吴国光表示,习近平推动「逆转型」,主要有三点考量:一是个人权力地位安全;二是政权安全;三是国家安全考量。他分析习近平会更多从正面角度来看待,习近平看到中国经济体量跟美国相比有实质性增长,因此要带领中国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吴国光说,习近平感觉到,二次改革红利时代,一党专政框架没动摇,但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私生活自由度、社会生活多元化、公民社会浮现,共产党在对财富控制、政权控制下,内部也出现家族化控制,跟以前由组织控制不同,使习近平担心家族化财富对共党组织体系控制出现挑战。

所以,吴国光认为,习近平时代下的新极权有几个特色:一是强调市场机制,他认为习近平不愿、也不肯排除市场机制,所以不会杀死民企;二强调全球关联,习近平虽然做好脱钩断链准备,但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以官方立场引导全球化,因为离开全球关联,经济会遇到极大问题;三是以讯息技术革命为核心和引领的技术、产业与社会生活革命,不排除,甚至利用、容纳,并占据全球领先地位。

整体而言,吴国光观察,习近平面对前述市场、全球关联、技术革命等一方面极力防御,但另一方面又积极维护。

史丹佛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教授吴国光15日在中研院演讲。记者黄雅慧/摄影
史丹佛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教授吴国光15日在中研院演讲。记者黄雅慧/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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