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就业潮专题1
（中央社记者李雅雯-吕佳蓉上海-北京2日电）中国灵活就业人数达2.4亿人，约50%城镇就业群体处于非传统雇佣关系中，这类劳动者的增加与经济成长放缓、就业市场紧缩、数位平台崛起、工作观念改变等背景相关。
「2025年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发展研究报告」评估，截至2024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数达2.4亿人。
这个数据带入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后发现，灵活就业人数在2024年就业人员（7.34亿人）占比约32%；若以城镇就业人员（4.73亿人）来看，占比达约50%。中华全国总工会2023年7月发布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新就业型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
中国灵活就业人数没有正式发布的官方例行性统计资料，在地媒体引用统计数据，大多来自于官方场合官员谈话或机构智库、媒体、大学等单位释出的研究报告，外界普遍推估，中国灵活就业人数将持续上升。
●灵活就业增加 原因有无奈也有多元发展
什么是灵活就业？灵活就业特性为高自由度、高弹性化，不是传统全职雇佣模式，个体经营、非全日制、新就业型态等均可归类为灵活就业；新就业型态所指为仰赖网路平台配对供给与需求的劳动者，例如外送员、网约车司机、直播主。
灵活就业人数增加成为中国社会现象，投入其中原因各有不同，有些人由于COVID-19（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后经济复苏不如预期，在失业无奈中被迫灵活就业；有些人则是出于兼职或追求非传统职涯发展动机投入其中。
中国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和智联招聘最新发布「2025中国新就业型态报告」指出，2025年新就业型态招聘职位数、求职人数分别年增15.1%、11.0%，「成为稳定和优化就业结构的重要功能」。
报告将新就业型态分为「位置型」、「云端型」。位置型需要在指定地理位置完成平台派单任务，这类工作偏向体力劳动，例如网约车司机、外送员；云端型无地理限制、涵盖多元领域，包括知识服务类、新媒体类、直播类、网路电商类。
报告显示，去年位置型职缺年增28.9%，求职者男性占75.4%、46岁以上占17.3%、高中以下学历占37.8%；部分求职者有大学以上学历。在云端型职缺求职者中，21至30岁占比达65.1%、大学以上学历占47.4%、女性占60.2%。
●多数灵活就业者仍属底层 保障是难题
上海一名经济领域学者对中央社解析灵活就业人数持续增加的背景，碍于中国社会公共政策讨论空间紧缩，他以匿名受访。
「现在就业市场不好，相当多的人找不到工作，经常会说自己是自由职业或灵活就业」，他说，灵活就业收入弹性很大，有些人一个月人民币几千元，有些人赚数万元，「我认为大多数灵活就业还是底部的，这群人找不到稳定就业地方」。
他表示，灵活就业是一个「就业蓄水池」，在任何行业被淘汰的、被解雇的、由于年龄歧视未能再回到职场的，均可投入送外卖、开网约车等门槛较低工作，所以形容灵活就业是个蓄水池，其他地方流出的水都汇集到这里。
灵活就业人数增加也与劳动市场变化有关。他说，雇主更偏好发案、派发工作出去，不再找必须签订劳务合约的员工，省下「五险一金」的社保成本，也让用人更有弹性，「一方面是找不到工作的、一方面是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愈来愈多人转向灵活就业」。
他直言，灵活就业最直接影响在于「保障怎么办」。一般传统受雇员工有雇主分摊社保保费；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从业者必须自行负担，在收入有限情况下，保费显得高不可攀，这群人索性不投保，把现金拿到手比较实在，「养老是30年后的事」。
●怕失业引发社会不稳定 官方鼓励灵活就业
致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教授张弘远观察，在自愿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3种失业类型中，中国目前同时出现后两者状况，结构性失业可归因整体经济状况下滑，导致现有经济发展无法吸收就业人口。
他说，COVID-19疫情、中美经贸摩擦、外资出走等夹击下，民营企业、出口企业的发展出现问题，企业关了一批又一批，失业人口增加；中共打压平台经济（例如阿里巴巴集团）、摊贩经济，让未能在企业顺利就职的人口再度无处去，就业问题变得更严峻。
中国政府鼓励灵活就业，也将加强灵活就业从业者保障纳入政策任务。张弘远直言，加强保障灵活就业从业者的政策目的在于诉求社会稳定，其中更多的是为了稳定中产阶级对于政府施政的信心，当人民对未来不抱期待、身处环境不好时，社会容易动荡。
他解析，底层劳工社会话语权不多，引发社会关注能力有限；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有知识能力也有社会影响力，当看到底层劳工没有受到国家照顾时，会被激起焦虑不安与共鸣同情，甚至引发自身投射－「万一有一天我也变成这样」，情绪容易衍生成为对于政府的不满、怨怼，一旦中产阶级影响力出现时，中国政府将有施政压力，这是中共试图避免的情况。